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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检察长张军:许多检察官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2019-11-08 07:25:24 作者:匿名

检察官在法庭上占主导地位吗?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钧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第五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检察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文章。

文章指出,中国全面深化了司法体制改革,强调构建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为中心、审判为中心、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模式。为什么强调循证审判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对检察官主要责任的理解?谁负责审判中的举证责任?检察官。没有证据就没有审判,没有证据就没有审判。检察官有责任指控和证明罪行。他们必须而且只能由检察官持有。许多检察官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检察官在法庭上占主导地位吗?如果检察官不起诉,法院从哪里得到这个案子?别说话!

文章指出,检察官提出起诉,法官在法庭上主要围绕起诉中指控的犯罪事实查明真相。法院检察官必须为任何刑事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据和理由。没有它,法院可以宣告无罪并改变案件的性质!有人说,恐怕主审法官应该在法庭上发挥主导作用。主审法官履行指导审判的职责,要求检察官按照程序宣读起诉书,然后围绕起诉书开始法庭调查。辩护人的意见也围绕检察官的起诉指控发表。在法庭上,法官只是倾听并做出决定。所谓“沉默的法官,打架的当事人”。如果控方和辩方被视为当事人,那就是事实。那么是谁引起了这场战斗,指控和争论?公诉人。然而,在过去的审判实践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有时法官和辩护律师会争论,有些人甚至走极端将辩护律师驱逐出法庭。此时,法官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领导”作用,原因有很多,但大部分是因为检察官没有在法庭上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为了确保判决合理有力,法官只能代替检察官与辩护人辩论,因为除非清楚解释原因,否则法院可能无法审理案件,因此代替辩护人与辩护人辩论是越位的。法官越位主要是由于检察官未能发挥他的主导作用。

文章还对“善于把握和解决个案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把握办理案件核准和起诉的立法意图”和“准确认定正当防卫”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摘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重大社会矛盾的转化表现在过去“是否存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现在“是否存在”的问题无疑更加难以解决。解决新时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体现在各个方面。检察机关如何结合实际工作,真正理解、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你想得很深吗?为什么最近一些正当防卫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在新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满足甚至大大得到满足之后,注意力发生了变化,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内涵更丰富、标准更高的要求。同时,检察机关提供的法律产品和检察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对不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供给方面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更新起诉和案件处理的概念

所谓理念是指导和指引我们做好检察工作的思想和灵魂。对检察机关来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即司法政策和检察政策。这个概念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思考新事物,因为社会在发展,司法案件总是会遇到新情况。在实践中,一些检察官处理案件的依据往往是事实证据没有问题,而且法律已经公布。如果法律适用得当,就不会有错误,他们将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司法处理上等同于“工匠”。与满足新时代日益富裕的人们相比,毫无疑问,这远远不足以满足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什么?依法办案如何体现正义的价值追求?一类病例高发的深层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办案会有更高的要求?所有这些都需要深入思考。

不可否认,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和司法机关往往把检察机关视为犯罪的检察官。相当多的检察官通常同意这一标签,这反映在对个别案件的处理上。他们倾向于逮捕或不逮捕,起诉或不起诉,宽大或严厉,宽大或严厉。事实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坚决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实事求是、依法准确、客观公正是根本的价值追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了同样的立法目的: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刑事诉讼法》第2条要求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罪犯,保护无辜者免受刑事调查。第52条规定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有罪或无罪以及犯罪严重性的各种证据。为什么要求收集有罪或无罪的证据以及罪行的严重性?首先是惩罚犯罪,而不是放纵。第二,不要伤害无辜者。第三,罪行和惩罚应该调整。不要沉溺于犯罪,不要伤害无辜,要适应犯罪和惩罚。哪个应该被更多地考虑,哪个更重要?焦点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特殊时期在当时有特殊的背景和政策考虑。严打期间,对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们实行逮捕或不逮捕、起诉或不起诉、判刑或不判刑,要求从重处罚、从快处罚。但是,在新的时代,为了不沉溺于犯罪,不伤害无辜的人,为了适应犯罪和惩罚,必须做到三位一体,这是应该同等重视的。在起诉的概念上,法律规定和检察机关一直强调:对犯罪和非犯罪有疑问的,应当视为无罪;如果对轻罪和重罪有疑问,应根据轻罪处理。这实际上是中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由来已久的谨慎惩罚概念。迷失方向总比伤害无辜好。

新修订的《检察官法》第3条和第5条明确规定,检察官必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坚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尊重和保护人权,不仅起诉犯罪,而且保护无辜者免受刑事调查"。《检察官法》修正案专门作出了这样一项新的规定,即让我们始终牢记检察机关是犯罪的检察官、无辜者的保护者和公正的起诉司法人员的理念。在犯罪嫌疑、有罪与无罪、轻罪与重罪的两难境地中,权衡利弊宁愿是错位的,宁愿是错误而轻的,而不是错误而重的。如果过去轻而重,进入新时代的想法必须更新。树立新的审判和检察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才能使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如果放错地方,有了新的和更充分的证据,可以重新提起公诉和审判。然而,一旦做出错误的诉讼或判决,尽管可以纠正,但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对司法公信力造成的损害和对社会造成的损害都是巨大的。要真正找回它们并不容易!这种观念的转变和调整与整个检察职能相联系,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的处理,也适用于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案件的处理。

(一)围绕以人为本的政治要求承担检察机关的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NPC、CPPCC工作报告的关键词是以人为本。检察工作必须切实贯彻以人为本。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司法问题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和方法,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不久前,有一份报告反映了艾滋病毒恶意传播造成的社会恐慌。专家们呼吁改进立法,加重处罚。因为它涉及到诸如感染艾滋病毒的罪犯不能及时被拘留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在各方面的意见中,有些人建议,如果艾滋病患者涉嫌犯罪,应谨慎拘留。什么意思?这是应该收集的。应当采取谨慎的监督措施,以避免艾滋病在监狱中传播。这种建议没有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将那些有罪且应该被拘留的艾滋病患者投入社会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从更好地保障人们安全感的角度来看,应该毫无例外地接纳他们,以防止这些人抛弃自己,在社会上恶意传播艾滋病。检察机关在提出具体办案意见时,应当认真思考如何在检察工作中体现政治,如何以人为本。

(二)善于把握和解决个案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从具体案件中寻找并促进深层次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反映检察官的职业敏感性和社会责任:你是否对成为一名“还过得去”的检察官感到满意,还是试图成为一名具有检察官地位的司法大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8年抗议了一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在出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时,发现这不是一起意外案件。对未成年人性虐待案件的进一步了解表明,这是目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抗议被减刑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检察建议”,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相关问题的防控。通过处理这一案件,不仅纠正了这一情况,而且促进了最高人民法院原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女宿舍不是公共场所的规定的修改。根据《刑法》第237条关于强制猥亵罪的规定,如果确定在公共场所实施猥亵,可判处五年以上徒刑。女生宿舍是起诉犯罪的公共场所吗?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议时,明确表示女生宿舍应被承认为公共场所。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检察官是否认真考虑了案件背后反映的问题?作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不能满足于做办案的“工匠”,而必须努力学习,提高到“人人”的水平,通过办案引领社会正义和价值取向,通过总结办案纠正现存的社会治理问题,通过办案促进司法解释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不仅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可以充当“每个人”。在新的时代,每一个检察官都应该努力成为一个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信任与满意的司法“人人”。

(三)掌握批准起诉案件的立法意图

《刑法》规定了起诉的限制制度。如果法定最高刑罚明确为无期徒刑或死刑,20年后认为有必要起诉的,必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这样的规定,立法的初衷应该是基于不起诉原则,起诉作为例外。这是在实践中掌握它的方法吗?一名犯罪嫌疑人24年前在村子里与一个熟悉的女人通奸。通奸后,女人向对方要钱,如果她不给钱,对方会很难过。犯罪嫌疑人然后杀了那个女人。24年后,嫌疑犯通过从受害者身上提取的dna被发现。司法机关认为犯罪性质、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的,应当起诉并提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考虑是否起诉类似案件时,必须认真考虑法律为何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它是要严格把握,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考虑,从国家层面判断,不仅要从案件提起的具体地点考虑是否起诉,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当事人或其家属有请愿和上诉的倾向,决定起诉。在办案中,我们必须从立法初衷出发,认真研究,慎重处理。还有一个例子。20多年前,一个17岁的孩子被一个成年人带去杀人。20年后,无论从批准起诉的最初立法意图还是从当年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缓刑和救助政策来看,当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都不应再追究。正因为缺乏调查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所谓“稳定”,所以各级都有报道。用这种思维方式和观念来指导办案,实际上就是不作为、不负责任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不称职的。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了做好人民的工作,我们必须付出更多。不可能通过“一步一步敲鼓”来实现这一点。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不管是消极敷衍,还是认真负责地围绕法律精神和进步的司法理念去做,不管是从困难中退缩,尝一点滋味,还是全力以赴去做,效果都是完全不同的,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努力。例如,善用司法救助资金。在刑事案件处理的初始阶段,如果检察机关在考虑适用宽严相济制度后决定予以逮捕和起诉,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矛盾,案件的处理会不会更加顺利?让当事人早日得到帮助,无疑促进了认罪、承认惩罚和宽大制度的适用。办案的社会效果好吗?普通人还能更真实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更真实地感受到幸福和成就感吗?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这一责任,努力进一步开展和做好检察工作。

(四)准确认定正当防卫

自2018年以来,一系列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引起了社会关注。按照通常的思维和传统的司法理念,这些典型案件可以作为有罪案件在司法机关进行调查、逮捕和起诉。然后有必要反思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社会舆论和公众感情都同意这是正当防卫。司法部门起初并不这么认为。在更新司法概念时需要反映以下因素:

一是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这些案件之所以在开始时甚至在被加热之后被司法机关视为刑事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司法概念的影响,特别是传统的理解,即合法辩护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这并没有在法律与无法无天、正义与不公正、勇敢与非法侵权之间产生根本的区别。所涉行为的性质并未首先依法界定,而只是作为一般伤害案件和侵权案件,将在看到谁受伤、谁先开始手术、谁更强壮后进行鉴定。正当防卫行为仅被视为损害行为和侵权行为之间的对抗,行为背后的人的动机和目的以及行为的社会和法律性质并未被看到。因此,正义应该支持、限制和制裁的灵魂并没有得到体现。坚持传统观念,我们没有考虑法律和违法之间的区别,更不用说法律不能向违法屈服的观念了。

第二,受上述缺乏灵魂的司法理念的影响,对防卫时机、防卫手段、防卫力量、防卫后果等做出了各种不切实际的限制。脱离现实和教条。它没有把自己放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而是真正地接近现实,融入到案例中,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如果是同样的非法侵权行为,会有什么反应?例如,一个又高又大的罪犯害怕伤害自己,害怕和他打架。对于正常人的压力反应,害怕弱者和在激烈的战斗下很难判断他们是否获得了安全和无法控制的持续防御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没有做出实际的考虑,而是用事后的判断来对正当防卫人员提出不可能的限制,这些人在世界之外和办公室里都有那种“平静”。正是由于这种刑法理念和司法实践,《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针对正在进行的攻击、谋杀、抢劫、强奸、绑架和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造成非法侵权者伤亡的暴力犯罪的任何防卫行为都不构成过度防卫,对上述非法侵权者的死亡或伤害都不承担刑事责任。此类法律法规应结合《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适用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考虑当事人的反应,而不是事后进行分析。

第三,司法机关在处理客观上造成重大伤亡的案件时,往往有平定局势的心态。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从打击犯罪和依法严格维护合法维权者合法权益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引导社会法律意识的形成,如何真正体现法律无力向不法行为屈服,而不是积极主动地思考这一方面,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战斗精神的缺失。犯罪发生时,我们如何打击违法行为,向正当防卫中被害的犯罪嫌疑人家属解释真相,向社会解释法律原则?缔造和平意味着什么?是你的行为杀了人。申请缓刑或相对不起诉是可以的。传统的司法理念认为,当事人应当接受并将接受。人们还担心,在无辜的待遇之后,先前的拘留会得到国家赔偿。所有这些想法都应该得到纠正。同时,要做好善后工作,如果发现被正当防卫杀害的当事人的近亲属生活确实有困难,这与民事救济的情况相一致,也有必要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在正当防卫方面,我们也应该防止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过度矫正。应特别注意非正当防卫的战斗和伤害,如挑衅防卫和假设防卫。由于当时舆论的影响,非正当防卫被视为正当防卫。在这种情况下,与最初的立法意图相反,社会秩序将受到严重挑战。总的来说,一段时间以来,检察机关通过行使不上诉权纠正了一些社会关注的案件,这一点已得到广泛承认。然而,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以及这些案件背后司法观念的变化也表明,检察机关过去没有足够的责任。最近,检察机关在几起正当防卫案件中依法履行职责时,正在认真考虑如何满足新时期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和正义的新要求,并试图在供给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产品和检察产品。

检察官应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这是中外法律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共识,也是首次写入《检察官法》。事实上,一个案件是否被起诉不仅是一个司法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理解和正确运用检察权的问题。检察机关既有起诉罪犯的法律责任,也有保护无辜者的法律责任。要收集证据,还应注意无罪和轻罪证据的全面收集,并全面考虑适用的法律。当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有困难时,轻罪是严重的,应从轻处理。有罪和无罪,根据无辜的待遇,最好是输,而不是伤害无辜。检察机关应当严格履行客观公正的义务,努力改变检察机关片面的起诉和重罚形象以及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误解。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司法保护,要始终注意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不变”的要求,给予同等保护。在目前情况下,针对私营企业负责人的犯罪无论能否被抓住,政策往往不会被抓住。对于那些可以起诉或不起诉的人,政策倾向于不起诉。只有依法正确倾斜,中央精神和对私营企业的援助才能真正到位。

充分发挥检察官的主导作用

2018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会议,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会议强调建立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为中心、审判为中心、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模式。检察机关是否认真研究和思考过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这一要求揭示了诉讼、审判和审判的本质。事实上,这也提出了检察机关应在审判和刑事诉讼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

为什么强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必然影响到对检察官主导责任的认识呢?谁负责庭审的举证责任?检察官!没有证据就没有庭审,有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庭审。起诉的是贪污罪,结果证据只能认定为挪用公款罪,那就是一个挪用公款案件的庭审了。检察官承担指控、证明犯罪的法定职责。狭义的指控、证明犯罪不是在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而只发生在审判环节的庭审中。检察官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责无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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